权利是现代政治法律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受人尊重的词汇。在法律规范发生作用的社会里，权利与义务是必然的，权利观念是最重要的观念，反映在图书馆界，图书馆与读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氍仅此而言，任何权利的探寻也都是入作为主体自我需求与满足的探寻。惟其如此，人的权利的不同追求在一个方面也就构成了对权利本质作不同探究的历史。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件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梁启超语。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因为一个理性与良知的集合体怎么能单凭强制结合起来呢？ ——托克维尔语。

关于权利的重要性，我们还能说，权利是一个开明社会应该和能够给予每一个成员按照理性积极实现自己个性和内在力量的基本条件。权利的性质不是根源于国家权力，而是根源于人的个性和社会的道德性。不过，理解权利的重要性乃至确立权利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实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上，权利学说有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其实也是人自身发展和进化的历史。那些关于权利的煌煌巨著——《政府论》(洛克)、《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马布利)、《社会契约论》(卢梭)、《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科学》(康德)、《权利斗争论》(耶林)、《论自由》(密尔)、《正义论》(罗尔斯)、《认真地看待权利》(德沃金)和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家和学者们阐扬权利的著述——不妨说是权利学说史上一座座的丰碑。透过这些丰碑，我们看到人类对自身的价值与尊严的关注，对广泛、真实、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渴望与追求。

限于学术视域和对主题的选择，历史上的思想大师和学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权利问题。康德从哲学上破解权利的终极意义；洛克、卢梭从政治学上阐释权利在政治社会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密尔和罗尔斯通过伦理学来说明权利和自由；而耶林和德沃金则以法学家的身份奉献出对权利的法学思考。20世纪以来，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方面的专家也撞入了权利领域。这些多极的探索，既使权利学说的宝库日益丰盈起来，也使权利学说的整合成为必要和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权利学说的整合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诸方面对权利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在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权利学说占有重要的席位，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这其间，权利学说还经历了平种曲折和磨难。这种历史状况自然使中国权利学说还有远大自前程。就现时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亟待探讨的权利整合问题，有两大端：一是权利的价值；二是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和救济体系的完善。在当代中国，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权利的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只有权利的价值理性才有可能锻造出中国的“权利本位论”。至于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完善实在法中的权利救济体系，也需要权利的价值理性的导引。

上述这些，关于“权利”的普泛价值，对“图书馆权利”都是一个启发和引导。我国图书馆学理论要有一个切合我国图书馆实际的新发展，例如，如何更好的践行图书馆服务的宗旨，体现图书馆的一种甘愿为读者奉献的积极的精神状态，这已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每个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都应当密切关注自己的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例如，把“图书馆权利”作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来加以研究，一心一意为读者的权利着想和设计，这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进步。

在以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图书馆学界在对图书馆各种现象的研究中，基本上把图书馆学看成是应用和技术的总和，认为应用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才是主流图书馆学，把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和技术性看做是图书馆现象的主要特征，这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要实现和保持图书馆事业的开张营业，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应用和技术的规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夸大应用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的规范性，把图书馆学仅仅归结为应用或技术，把图书馆学看成是一种只能借鉴先进经验而忽略自我实际情况，不敢也不愿意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鲜的园地，这显然也是片面的。因为这种观念没有从图书馆学理论的积极意义上，去揭示图书馆理论的内在价值，忽视了图书馆理论的积极能动的性质。因此，新时期“图书馆权利”理论的研究就能弥补价值理性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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