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空间角度认识近现代城市—以北京/北平为例*

摘要：针对近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与演化过程特征，综述城市地理学中有关城市空间的主要观念和研究取向，提出城市地理环境背景、功能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文化景观与城市意象、纵向城市史与横向城市比较等项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以近现代时期的北京城为案例，特别是对近代北京/北平的城市意象开展了框架性研究实践。

关键词：城市地理、城市史、方法论、北京/北平

（发表在《城市史研究》21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学术研究随着社会进化而发展。以往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城市规划师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对城市的认识。在城市化迅猛发展，带来许多城市问题的时候，单一学科便难以解释日益复杂的客观现象，跨学科的（inter discipline）城市研究及城市史学便应运而生。这类综合性研究不仅是认识城市、建设城市的科学探讨，更是调节城市发展，指导解决城市问题的社会实践。同时，认识近现代时期的城市又是全面认识城市发展连续过程的必要环节。本文主要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结合近现代北京城的案例，提出认识近现代城市的理论框架。

一、基于地理空间的城市研究框架

根据地理学定义，城市是大量异质性居民聚集、以非农业职业为主、在一定地域上具有综合功能的聚落，是超越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而客观存在的地理事物。城市地理学的对象主要是微观的个体城市空间和宏观的城市体系。又由于城市的复杂性，解释城市空间必须联系产生城市空间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背景，在宏观的城市时代演化和空间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对城市个性与共性的准确认识。作为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城市研究的基础学科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应用性学科是区域与城市规划。近代城市史学的支持主要来自近代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史、人口史等相关学科。就城市地理学而言，针对城市对象提出了多样化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形成多种学术流派。[[1]]由此可以借鉴，从地理空间及其变迁的视角加深对近现代城市的理解。

图1，基于地理空间的城市研究体系

参见M. Cadwallader, Urban Geograph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6

1.1地理环境背景与社会背景

城市是落实于具体空间的地理实体，因而认识一个城市首先就要认识其起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背景，包括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城址的起源与演变、城市兴衰的区域地理环境等内容。[[2]]这是城市地理学传统的、基础的工作，主要理论是区域学派和景观论，主要方法是实地考察和地图学方法。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城市空间结构是其所处社会阶段的经济、文化、技术、价值观念在空间上的投影。因而认识城市又要认识制约城市状态的社会背景，因为真正引发城市发生深刻变化的因素是城市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反过来看，城市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表现，尤其以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三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城市史研究与广泛的社会学科是密不可分、各有侧重的。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阶段，城市性质是具体城市主要职能的概括，是一个城市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城市的个性、特点和发展方向。例如，近代北京/北平的城市职能就是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经济职能是相对次要的。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城市性质即具有时间尺度上的意义，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时代特征的体现，由此产生了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后工业城市的基本概念。这里工业城市等概念属于历史时代范畴而不是狭义的产业范畴。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城市而言，引发近代城市变革的因素多数情况下不是本土工业化，而是西方殖民化的空间扩散。

图2，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城市类型

来源：P. Knox,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Harlow: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1995, p56

布罗内（Bourne）以规模和频率尺度提出城市变迁的三个类型，处于高层次的城市变革包含着中、低层次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概念有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前者一般指工业化时期人口向城市集聚、乡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宏观过程，侧重于地域与人口的质变状态。后者包含城市内部市政更新和宏观城市空间扩展两方面，侧重于量变状态。

表1、城市变迁的类型

事件类型

发生频率

结果

作用实例

规则的、日常的

高

（可预见）

系统稳定

通勤、购物、服务、市政

进化的

中

（部分可预见）

系统调节

人口变动、交通变化、社区运动、土地利用变化

变革的

低

（不可预见）

系统转型

技术（如汽车）变革、社会动荡、自然灾害

来源：L. S. Bourn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4

在近代国家行政体系中，城市逐步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形成对应的管辖区域，也就是政区。市政（Municipal）成为引导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统一有序的市政管理更有可能培育整体的城市特征，比如青岛、大连、北京等城市。分散无序的行政体系更有可能导致混杂的、不连续的城市格局，加大了城市发展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比如上海、天津、烟台等城市。在清末民初时期，在由封建时代城乡一体化的地方行政制度进步到近代市政的过程中，城市警察制度发挥了先行作用。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市政和警政是认识中国近代城市的必要视角。

1.2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结构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一个城市，地理学主要用描述方法研究地理现象的区位、形态、经济特征等外部表现。虽然地理学家一般凭着历史研究法的扎实基本功，可以对这个城市获得一种正确的图像，但因地理学当时一般不顾及城市在经济活动中作为市场的作用和机理等更深层次的原因，单单依靠传统的地形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位置观，已经不能完满地解释所得到的城市经济图像，不能解释区域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和城市分布，不能揭示出确定的规律性。”[[3]]城市空间研究的进步正基于此。

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结构是城市内部具有各种经济、社会功能及相应物质外观的、落实到具体地段土地利用类型的功能分区，即内部职能地域的空间配置。城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个功能区分化组合，有机地构成城市整体。传统上将城市功能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类，相应地将土地利用分为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游憩区等类型，其中居住区是居民生活及一部分社会活动的场所，商业区是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商品流通的中枢，两者是工业化以来的城市的基本功能区。此外，近现代城市一般是以产业工业作为基本职能，工业区是其内部结构的主导因素。在后工业化的当代，城市日益向信息流通和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将居住和生产职能向郊区或更远的区域分散。

随着世界城市化过程加速，城市问题日益严重，城市规划等各学科都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推动城市研究成为一项热门学科（Big Business）。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典空间理论有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哈里斯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另外还有福特等人的拉美城市二元结构等学说。[[4]]在地理学计量化以后，城市内部空间研究走向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化道路，受到人本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异议。

以上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城市共有的向心倾向和离心倾向，是认识各类城市结构的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常用的方法是以城市土地利用类型考察和人口职业分区统计为基础，抓住最基本的职业人口和土地利用的资料，因为“它们是城市各要素中最基本、分布最普遍、又最能正确记录下来的资料”。[[5]]用之进行城市地块分类，做出城市地域断面图、三分法土地利用图、土地价格图、人口密度图、居住区分布图、职业人口分布图等直观表现空间结构的各类城市地图或城市地理信息系统（GIS）。

传统的城市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师大都把城市功能空间作为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颇有“物质决定意识”的味道。城市规划师“以为仅仅基于职业的规划原理所创造的环境就能给人们以良好的生活”，其实“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仅从物质环境的改善就可以全然解决的。”[[6]]因此，简单的功能规划必然转向综合性发展规划，学者的目光必然由功能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出现社会生态学派和行为学派的解释。

1.3以人口和居住区为核心的社会空间结构

地理学将城市定义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空间现象，社会学将城市定义为一定空间上的居民共同体，即城市社区，其基本要素是一定空间位置和范围、众多的异质性居民、一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凝聚力等。这些要素的空间特征集中体现在人口分布和居住分区方面，在具体城市内部构成“马赛克”（斑块状）的社会区域（social area）。

最早关注近代城市问题的学者主要是社会学家和城市建筑师。如韦伯在1921年以西方城市传统提出完整城市社区的五个基本特征，即要塞、市场、自己的法庭和部分独立的法律、相关的组织、部分自治权。1960年，肖伯格发表了《前工业城市》一书，指出前工业城市概念比传统东方城市的概念更为合理，并通过实证对比方法，从人口、空间、社会阶层、家庭婚姻、经济、政治等方面提出前工业城市的若干特性。结论是在前工业城市阶段，城市空间都是以社会权力或宗教为主导因素，以宫殿或教堂为建筑布局的核心。社会上层控制着城市中心地带，社会下层分布在边缘地带。[[7]]城市内部空间特征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特别是交通工具的水平制约的。对于肖伯格的分析，卡特从地理空间结构等角度展开讨论，认为前工业城市的空间格局特征有（1）城市中心区的地位显著地处在边缘区之上；（2）由于种族、职业和家庭状况差异而出现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3）城市中经济功能分异简单，对空间形式的影响作用很小。[[8]]

理想状态下，个体和家庭倾向于选择环境条件适宜、交通方便的地段生存。现实状态下，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竞争又是基本的社会过程。经过社会竞争，市民依据各自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因素形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选择不同的居住区位，在形成复杂社会关系的同时形成空间关系，形成现实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这就是城市生态学的基本观念。[[9]]这种侧重社会现象的社会空间与侧重土地功能特征的物质空间密切相关，构成城市空间的两个基本内容。

社会空间研究重视与社会结构有关的人口统计，通过市政统计和社区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而提出空间解释。莫迪（Murdie, 1969）等人提出的城市生态结构空间模式中确定的三个指标是种族状况、家庭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应的社会区分别呈斑块状、同心圆状和扇状分布，三种分布有机地叠加，形成真实的、可以在地图上明确标出的城市社会地域。[[10]]由于近代市政统计往往是城市近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有条件开展计量化的精确分析。

1.4文化景观、行为环境与城市意象

上述城市功能空间与社会空间研究基本是遵循着逻辑实证主义方法，重视归纳共性特征。行为学派认为现实城市中的人文现象与行为结果却是难以用普遍规律、全面统计来描述和解释的（intangible）。在1980年代以后，城市空间研究逐渐转向对具体城市中个性化的行为、意识、权力等方面的个案研究。以城市形态或城市景观为例，以往一般指由街道、建筑物、河流等要素及其布局物质组合，行为地理学进一步提出感应空间和行为环境的概念，将之与客观现象相区别。通过对市民的空间感知调查描绘出市民心目中的主观城市形态—城市意象（Urban Image），并与城市客观形态对比，进而解释感知与现实的差异，解释市民在经验认知空间中多样化的行为。[[11]]这里可以引用作家老舍的文字来说明，胜过城市地理与规划教科书的文本。“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麽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他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于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于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他们成为美景。”[[12]]

这类研究主要应用认知地图（mental map）和现场调查方法，普遍引用符号学、美学感知理论，将城市意象（image）视为文字、图形一样的“文本”或“超文本”，不同的人群创作出不同的文本，而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内容，建立不同的形象感知。因此城市意象主题又受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关注，强调“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个人的存在。[[13]]、[[14]]从城市规划的实用角度来看，准确了解城市意象有助于营建或维护有利于市民生活的行为环境，避免强加于人的官僚意志，减少类似“真古迹政府不维护，假古迹市民不认同”的认知差错。

长期作为国都的北京/北平，其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建筑景观和空间格局，必然也营造了深厚的政治气氛，形成“政治空间”框架。[[15]]近百年来，在北京近代化市政建设过程中，在当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改造过程中，多样化的理解与多样化的行为似乎证明了城市文化景观的多样化的主观特征。如何协调市民、市府、旅游、商业开发、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笔者认为，古都北京及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近数十年的景观变迁并不是脱离城市进化规律的特例，有可能通过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找到理想的解说。

1.5纵向的城市过程与横向的城市比较

城市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寻各类、各时期城市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对个体城市进行不同时段的过程比较，以及性质类似的群体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和城市体系演变研究。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大致有肖伯格的《前工业城市》、盖迪斯的《城市演化》、芒福德的《历史的城市》、韦伯的《城市》等。

每一个城市的格局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因为其实体的、社会的、功能的特征及其要素的组合形式都是变化的。与位置和历史传统相关的城市格局的演变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结果，城市模式就是唯一的。这一点似乎在包含了细节描述时更加准确。然而，一般的功能和文化格局在许多城市又是重复出现的。例如华盛顿与北京，在结构和社会特征方面是不同的，但两个城市分别作为国家的首都又具有相同的职能。正是由于这样的相似性，城市比较即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基本方法。[[16]]无论是城市史还是历史城市地理，同时关注城市个性与共性，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合理的选择。

二、针对近现代时期北京/北平城的地理空间研究实践

上述理论方法大多源于近现代欧美城市的实证研究，具有相对规范的城市统计和社会调查的基础，应用了实证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及假设大都经历了学术界的广泛验证、补充或批评，收入各类城市地理学教科书。以芝加哥学派为例，他们的研究经历了从描述城市特征、建立城市统计、编制城市分区地图、典型社会调查等基础性工作到城市社会学术研究的阶段，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归纳到验证的学术路线。[[17]]这种城市社会研究的思想很快通过教会组织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当时的北京/北平得以实践。[[18]]中外城市研究的共同目标一个是取得科学认识，一个是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济世良方”，主动与城市发展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

目前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史研究都是多元化的、丰富多样的。有可能借鉴成熟方法，认识中国近代城市的条件主要有：（1）近代大城市具有相对规范的市政统计和城市图表；（2）近代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具有可比性。（3）大量作家文人从多种角度描述、记录了城市意象可供后人解读。（4）相比于古代城市研究和当代城市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形成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19]]在学术概念、资料辨别、研究方法等方面求同存异，形成了明晰的学术框架，自1980年代以来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具体到近现代的北京城，赛明思提出，与礼制化的封建“天朝帝都”相比，近代的北京城是世俗化、商业化的。1949年以后的北京城又营造着新的神圣化的意识形态。[[20]]这样的宏观大论至少表明近代北京在城市史研究中的典型意义。而且近现代时期，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1900-1949年）的北京，城市空间演化具有其自身的特征，不能淹没在“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的范畴。从近代市政与空间变迁的角度，史明正实践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21]]从城市社会生活角度，吴建雍等学者对清代及清末民初时期的城市特征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22]]

在1840-1949年间，中国的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格局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在宏观地理变迁的背景下，近现代的北京出现以下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的宏观地理环境、功能空间结构、城市人口与社会空间等三个主题笔者已经发表了若干论文可供查阅，本文中不再重复。在此只是对前未涉足的近现代时期北京/北平城的行为环境与城市意象多加分析。

2.1近代北京的宏观地理环境背景

1、 国都迁移与首位城市的易位

自辽宋以后，中国南北方向的民族征战成为封建王朝兴衰的主要因素。北京地处华北、蒙古、东北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汇点，因而有元明清三朝国都的历史。1840年以后，东西方向战争上升为主要矛盾。又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东部陆续出现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内地行政型与沿海经济型“双城”组合，国家的城市体系由行政主体转变为行政与经济并存的格局。在1912年及1928年以后，南京取代北京成为民国首都，出现“政治中心的南京、商业中心的上海、文化故都的北平”三城分立。北京/北平由“天朝首善”降格为“华北重镇”，北京/北平存在的根本是在维持政治军事地位的同时，发展了近代文化教育和近代经济。如此宏观的转变是控制近代北京城市特征的首要因素。

与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的近代化研究相比，在国内外贸易、企业经营规模、海关与商会的作用等主题内容方面，尽管有《北京古代经济史料》、《北京近代经济史料—商业卷》的问世，我们对近代北京/北平的资料积累和研究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影响着对“国都经济”、“文化故都的社会经济运行”以及当前“文化兴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理解。

2、 行政性城市实体的建立

历元明清三代，并未出现对应京城的行政组织。城区市政、治安、教育、税收等事务分散在朝廷、顺天府和大兴、宛平两县。自1900年的“安民公所”开始，经过清末的内城和外城巡警厅、1917年的京都市政公所，经过1922年在《市自治制》中规定“京都市”，到1928年南京政府设置北平市，近代北京/北平的地域范围和行政组织逐步得以统一。[[23]]

3、 以使馆区为代表的西方因素的作用

邻近紫禁城的使馆区，以及协和医院、教堂、教会学校、银行、饭店等外来物从建筑景观、地段功能、当地经济与人口特征等方面改变了京城的传统，蒙上了半殖民地的色彩。

2.2商业化的功能空间

仅就前近代时期的清朝而言，京师的内城是排斥商业的八旗驻防地，国有土地、住房配给制度也排斥了房价地价的调节作用，只在清代中后期发生“不合法”的“旗民交产”现象。1900年以后，北京/北平逐步确立了市场化的公私房产地产所有及转让制度，地租地价成为调节城市土地利用格局的主要因素，引导金融商业服务用地占据城市中心（交通意义的中心），而居住、工业、文化教育用地退出高地价地段。[[24]]另外一个城市变迁的事实就是“昔日帝后游幸之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历史遗产转化为城市的文化财富。

2.3经济导向的人口分布与社会区

在前清八旗制度的约束下，京师内城形成封闭的旗人社区，难以形成自由的人口流动和职业分化。清末旗民隔离制度解除，人口统计制度逐步建立。[[25]]在开放市民迁移居住及开放房产交易之后，北京/北平城出现以就业（职业）特征和家庭收入条件调节的城区人口分布格局。对应着前清统治阶层的破落、新一代政要权贵的出现，以及“士农工商、倡优皂隶”社会等级的消失，北京/北平城区出现贫富分化的社会区现象，也就是非西方城市近代化的共性特征。[[26]][[27]]

2.4多元化的行为环境与城市意象

揭示全球各类城市的人文个性、景观特征与意象空间始终是城市研究的魅力所在。以近现代时期的北京/北平城为例，中西文明的冲突与并存、传统帝都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世俗文化的变异都是城市近代化的深层特征。从行为环境与意象空间角度来分析，尽管古城的物质形态相当完整的保留下来，开放的、商业化的近代北京与封闭的、象征权力空间的天朝帝都一定是不同的，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市民建立的意象空间各有不同，影响着更多的人对北京城建立客观的形象认识。从具体实物而论，近代以来也是充满了变化。比如在王朝时期，北京城的地标是正阳门和太和殿，天安门不过是中轴线上的一个环节，天安门前广场作为步行通道而不是公共政治场所。天安门城楼与广场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标志自然是近现代时期的产物，是开放与民主运动的产物。在当今北京城市意象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景物和场所中，王府井、西单、中南海，以及北大红楼、协和医院、原北京图书馆等景观地标，都是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见证，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意象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认知地图”和认知表述调查方法，通过多源意象重叠分析，找寻城市的认同意象和差异意象，建立通道、边缘、街区（区域）、节点和地标等意象空间组成要素的特征。[[28]]对于过去的北京城市意象，笔者主要根据文字、照片记录，提取文字记录中的形象特征，研究不同认知主体所建立的城市整体或局部的意象空间，以及认知与客观的差异。除翻检近代市政统计与档案文献之外，关于城市意象主题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三联书店1992年版；《如梦令—文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北京—我们心中的城》，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都是兼有文学性与历史性的散文杂文集，读者可以方便地查对原始文本。

1、 城市建设

我们长期接受的观念是“解放前的北平道路破旧失修，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民国时期，北京旧城传统格局始被破坏。北京总体上停留在封建性消费城市阶段，现代工业不发达，城市公用设施水平差。”[[29]]市政建设只有在1949年解放以后才全面发展。我们同时又认为，清朝帝都是“首善之区”，是中外人士称颂的“天堂”。两相对比，近代的北京/北平显然是处于破败时期了。实际上，不同的通道状况和不同的个人经历会引发出不同的意象表述，我们可以从文人笔下看到若干真相。例如“故都路面不曾铺好的时候，人说天晴时象香炉，下雨之后是墨盒。可是从菜市口出发，东往骡马市大街，由珠市口而到前门，北进宣武门去西单牌楼等处，早就没有了这种情形。”（许钦文，菜市口，1936年，选自《如梦令》339页）又如“三座门大街是一条极洁净而安静的街。雨后，这条街分外洗的白洁。那三座俊丽的牌坊，经雨水冲刷，透露着辉煌的冷艳。我总喜欢在这条街上走，眼睛望着那粘滑的如涂着膏油的柏油路。走着走着，心地仿佛也跟着精致而雅静起来。”（无名氏，梦北平，1940年，选自《如梦令》444页）实际上，从局部到整体，近代北京/北平城里，实现了干线柏油路、支线石子沥青混合路的更新，多数胡同和城市边缘地带保留以前的土路。记者邵飘萍曾谴责道：“现在修马路的经费，五分之二用在路上，五分之三用在人员开支和奸吏的吞没。再过几天，北京的街道就要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模样。”（邵飘萍，北京的街道及公共卫生，1924年，选自《如梦令》54页）这从反面证明了市政的客观变化，表明城市建设脱离了封建帝都状态，进入近代化的新旧混杂阶段。

2、 空间认知与城市意象：以天安门、正阳门为例

根据1990年代晚期的现场调查研究，当代北京的城市意象空间是“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长安街和二环、三环、四环及前门大街等道路为骨架的网格状系统。在二环路围绕的内城区，在道路框架的基础上，地标、节点、功能区共同组成城市意象图的主要要素。有着大量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建筑和具有商业功能、集散功能、政治功能等现代建筑形成的节点和地标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意象。”[[30]]类似的，我们可以将近代北京/北平与当代城市意象建立对比和联系。

天安门城楼及正阳门城楼无疑是百年来北京城市意象空间中的地标，是北京/北平的标志，连接两座城楼之间的道路和东西向的长安街是城市的主干道路之一。在客观的市政报告和主观的文学描述中，天安门、正阳门和长安街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例如，“北平的街道象棋盘似的依照对称原则排列。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广、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着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后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让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朱光潜，后门大街，1936年，选自《如梦令》347页）又如，“在（1931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侯仁之，相知愈深，爱之弥坚，1989年，选自《北京—我心中的城》114页）

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城楼、中华门以及紫禁城等众多建筑地标并非始建于近代，只是由于近代城市的感知空间和行为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把以往帝都时代处于封闭的、难以感知的景观现实地开放到市民和游客面前，成为被感知、被理解的对象，成为文化古都的真实载体。与当前的情况类似，民国时期对古代建筑的拆除与保护也是相互并存，又引起各种争议。1915年拆除正阳门瓮城时，由总统袁世凯赐镐、内务总长朱启钤亲自动手以显示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拆过10余年后，又出现了有意识地保护行动。“民国七年，前内务总长兼市政督办以市民请求开辟豁口以平地价而利交通核准拆卸东安门以南、西安门以南城墙各一段并利用城砖改筑大明濠及一切沟渠。十四年，因部款支绌，将东安门以北一段拆卖。是年，将地安门东西全墙折价3万元，以应各重要工程之用。十五年春，复将西安门以北一段赓续拆除。围城三面之墙已拆除零落。城墙南段正面东西墙及由天安门至中华门之围墙现尚完整。如故亟应设法保存以留旧代工程并以国门观瞻所系，均应维护以期永久保存，为历史上遗留之纪念，以符国家畛护古代建筑之至意。”[[31]]

1928年迁都南京以后，北京/北平被定位为“文化故都”。特别是在袁良市长主政时期，开始主动的整理旧都文物，发展高等教育、开办观光旅游，逐步培育出令人津津乐道的“老北京/老北平”的城市气氛，留下来“生活宽裕、民风淳厚、街道古朴、游乐众多”的记述，把已经有所变化的古都作为“历史的真实”延续下来。形成“文化故都”的城市意象固然存在物质本原，同时也反映出包括作家在内的市民感知和社会价值取向。对于工业文明的载体，如交通、市政、经济、技术乃至行政制度等要素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认为北京/北平处于落后状态；而在意识文化范畴，又将北京/北平作为中国传统文明沉淀的集中体现去与工业化的上海、青岛、天津、广州等城市比较，主观地认为北京/北平城依然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例如“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郁达夫，北平的四季，选自《北京乎》323页）“在解放前的二十年中，北京基本上没有变。城墙高耸，宫阙连云，红墙黄瓦，相映生辉。驼铃与电车齐鸣，蓝天共碧水一色。一种古老的情味弥漫一切，这是北京的一面。”（季羡林，我爱北京，选自《北京：我心中的城》122页）北京/北平城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民族认知贯穿着清末民初时期，因此，褒贬抑扬的各种文字都附加在这座城市上，形成矛盾的复合体。

3、 城市意象的分区差异

城市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部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分化同样可以通过功能分化、社区分化进而表现到行为环境的分区差异。在近代北京/北平城市意象空间要素中，区域同地标一样发生着显著的作用。

在1900年以前的200余年间，北京内城是八旗营地围绕着紫禁城，外城是本地居住区围绕着前门商业区。在社会制度和交通条件的约束下，城市的现实空间结构相对稳定，意象空间与之接近，当然同时也流传着“东富西贵，南贫南贱”等不尽准确的描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多数居民而言，当时的紫禁城、皇城、皇家园林、王府等处都是封闭的未知区域，由于旗人和民人的日常行动空间也受到限制，对应的认知空间必然是局部的。只有在城市开放，又有近代交通条件的支持的前提下，大多数市民的认知空间才可能拓展到全城范围，形成分区比较的认识。

相比于清朝帝都时代，近代时期最直观的、与市民生活和游览观光密切相关的功能分区变化就是紫禁城等皇家禁地的开放，以及内外城商业区的兴衰对比。前者更具有象征意义而后者更具有现实的、或者说世俗的意义，体现了北京城内近代化的多方位变化。

有关写实性的研究可以参见高松凡的论文，本文只是从文学记载和城市意象角度再行探讨。[[32]]从市民感知来看，1928年国都南迁后北平南城的衰败与贫民化是显而易见的，文字记载中相当普遍。尽管在民国初期有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南北新华街开通并带动琉璃厂文物街的兴起，但是与内城王府井、西单、东四、西四等近代化商业区的发展比较起来，在市政环境、建筑规模、消费阶层、商品档次等多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如果说前门、大栅栏商业区与内城王府井繁华相近的话，在往南的天桥则是对比性的境界。例如，“天桥在北平自成小社会。不仅去买东西的人群是流动体，本地的居民也差不多是长日流动的。和伦敦的东区一样，天桥是北平的贫民窟。从露宿到鸡毛店，便完全解决了他们住的问题。天桥是游民在华北的一个部落。惯在王府井大街和东交民巷一带走动的人，是不会知道人间还有地狱的。”(钱歌川，游牧遗风，1934年，选自《北京乎》567-570页)还有更生动的醒悟，“我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原先以为北平城只有象王府井、东交民巷那样的街道，很替我们的文明感到荣耀，想到自己能生活在这样清洁高贵的城市里，不禁有些飘飘然了。现在却忽然从半空中跌下来。这样（指先农坛以北）肮脏破烂的地方，连我们乡下还不如了。”（青苗，陶然亭访墓记，1948年，选自《如梦令》589页）这表明在充分感知以后，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区差异的事实与市民感知是比较接近的。

三、结语

本文试图面向近代城市建立可实用的认识与分析方法，并以近现代时期的北京/北平城市的地理空间为案例来应用这些方法，得到体系化的城市地理现象与过程解说。进一步而论，千余年来的北京一直是华北城市体系的核心，近现代时期的北京在同一时期华北城市体系变迁及个体城市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必要的历史作用。因此，从方法论与案例入手，加深对近代北京的研究，从地理空间等角度揭示其城市功能、城市人口、行为环境与城市意象等方面的个性与共性，对于促进近代华北区域与城市研究、促进近代城市史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发展应当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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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地域结构与演化过程的研究（498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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