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情报硕士:一些非主流意见

2013/4/20   点击数:2694

[作者] 老树根新生涯

[单位] 老树根新生涯

[摘要] 不久前应邀参加某高校一次座谈,接到通知是关于企业竞争情报工作与情报专业硕士教育的研讨会。实际内容主要是专业硕士的就业指导,虽然我事先准备的发言内容显得有点“不贴肉”,但是我感觉这样让企业来告诉教育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确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参会企业的发言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关键词]  竞争情报 职业



不久前应邀参加某高校一次座谈,接到通知是关于企业竞争情报工作与情报专业硕士教育的研讨会。实际内容主要是专业硕士的就业指导,虽然我事先准备的发言内容显得有点“不贴肉”,但是我感觉这样让企业来告诉教育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确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参会企业的发言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但是也有遗憾,其一是时间太紧(我们单位三人迟到,让大家等20分钟雪上加霜),没有充分讨论;其二是请来的企业都是国有大公司,这本不错,会议是以竞争情报研究会名义组织的,它们是会员单位,而且既是历届情报研究生的重要就业市场,又是大多数毕业研究生们向往的目标,至于为什么说是遗憾,且听下面分解;其三是来的都是企业情报部门的,这又为什么是遗憾,也需要加以解释。

先说说前面第三点遗憾,我认为认识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人才,不能只听现在情报部门的声音,即使从最功利的角度看,企业进人情报部门恐怕说了也不算。如果真的想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情报硕士,除了要弄清情报部门的需求外,企业高管的看法是不得不重视的,还要问技术、生产和营销第一线负责人,目前甚至外部的专业意见也应参考。

关于第二个遗憾,我的观点是,眼下国家大格局不变,政府金饭碗国有垄断企业铁饭碗的情况不变(变的只是少几顿张扬的饕餮大餐而已),所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热衷到那里找工作无可非议。问题是好饭碗总是比找饭碗的少,无论怎样“坚决不变”,政府和大国企越来越膨胀的趋势是无法持续的,无背景没门路的总要想想其他出路,对他们这些人我的建议是,与其胡乱找个烂职业,不如关注一下民营企业的情报岗位,当然民企招聘情报岗位的可能很少,但是可以曲线救国,道理不详说了。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企业情报工作,当然不知有多少人比我更加熟悉企业,但带着第三方情报眼睛去观察的肯定不多。我们的情报学会中企业会员可能已占一半以上,然而骨干和基础是老牌国有企业,其中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远远不足它们实际所占比例,国有大企业(其中不少是独家经营的战略性产业或垄断企业)的情报工作与市场化的民资外资企业在形式和性质上可能有天壤之别。这些年我特别注意它们的情报工作状态,有机会去了几家规模不等的民资企业,还在各种不同场合了解这些企业情报工作实况,包括一些表面上似乎与情报不相关的信息。虽然所见所闻远不足写什么“中小企业竞争情报”之类的论文,但是有些感悟肯定是查查清华同方或web of science文章,或在小圈子里发几张问卷得不到的。

首先想说,它们才是真正需要情报的地方,民企大多尚未定型,变化机会多;还有民企比国企吃亏的地方,除了众所周知的政策贷款政府项目等方面外,还很重要的是信息歧视,所以更加需要以情报工作填补差距。还有一些与大家想象不同的发现,其中之一是,有些社会上声誉卓著的大型民营企业,尽管有人胡编什么情报制胜的案例,但是实际情况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能不如许多无名小企业,它们的确成功,但不等于因为情报而成功;其二,多数民营企业情报工作要害瓶颈在于缺少懂情报有经验的部门负责人(这方面少数长期建有情报部门的老牌国有企业就不同了),他们的老板不缺情报意识(虽然不读情报专著不参加情报学会),员工不缺情报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技能,就是中间层断了,两头连不起来;还有一些不说了,因为与主题关系不大。

我提到的两点都是机会。我特别感到,那些有想法有抱负,受过点情报专业教育的“青苹果”们,恐怕难以适应衙门里的小跟班Yesman角色,大国企情报室的“螺丝钉”也未必是最理想的,广阔天地还是在那些优质的民企(严格说,还包括优质的外企和一些新型国企,但是民企是最大的处女地,当然民企良莠不齐,目前优质的不多也是事实),虽然情报硕士基本上也没什么经验,但就情报工作而言你一去就比其他毕业生领先一步,而以后则可能越来越领先(马太效应),发展空间可能很大,坚持下去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前途,当然,虽然我坚信只要中国还想继续发展,没有道理的扭曲和人为的歧视不可能永久存在,但是目前民企经营环境并无实质性改善,未来发展还不确定,老实说到那里去可能是着险棋。这只是一个捧不上金饭碗铁饭碗的备选建议(alternative)而已,很可能不合时宜,所以博文标题为“非主流意见”。

前段写下“广阔天地”四字,我不禁想起了上山下乡,开始同样是鼓舞人心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最后却落得一场噩梦。但是我要说句可能得罪人的大白话,我们高中班级里没什么高干子弟,大约一半下乡一半留上海(个别在家里,大部进工矿),现在都到了退休看看,稍微有点出息的(从成就感、经济和社会地位各种尺度看),几乎全部在当年没有门路不懂钻营(比如弄张病假证明之类)只得下乡的那一半!当然这个结果决非当年伟大领袖的战略意图,也根本不是那些被迫下乡学生的深谋远虑,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一半人更有动力去考大学,在当时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但是深入想一想,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非偶然、甚至带有规律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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