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阅读的时代

当今的社会是阅读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各种新技术在阅读领域的应用，使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阅读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在扩大。在当今的时代里，阅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阅读的时代。

阅读在当今的社会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著名阅读倡导人朱永新先生曾经这样概括阅读的社会作用：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她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共同愿景。[1]

这是理想的社会阅读愿景，那么现实的社会阅读状况又如何呢？

我曾经这样形容当下的社会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这是是英国大文豪、大作家狄更斯名言。在《双城记》里，狄更斯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走下地狱……”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发展、各种矛盾突出爆发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社会颇有几分相似。

这句名言也适用于今天的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可以套用一句陈词滥调：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从国际上看：建立阅读社会是世界性的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建立了“世界阅读日”（即4月23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现在已成为世界性节日。尤其是在图书馆，现在国内外图书馆都把“4.23”世界阅读日当作重大节庆。国际图联（IFLA）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宣言、文件（如《突尼斯宣言》），都把阅读放到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世界各国政府也出台了推动阅读的法规。例如：美国的“从出生就阅读”（Born to Read）；新加坡的“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Born to Read, Read to Bond），“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英国的“阅读起步”（Book Start）等，都对阅读做出了很高的期许。

从国内看：全民阅读已经蔚成风气。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建立学习型人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列入立法日程。各地以政府为主导的读书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四百多个城市开展了读书日、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的活动。

再看图书馆业界，开展阅读活动已经在国内外图书馆界形成高度共识。《公共图书馆宣言》将开展阅读活动列为图书馆的重要使命，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则说的更为明确：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图书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2013年在上海浦东召开的图书馆年会主题就是“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会上发布的“浦东宣言”重点也是阅读这个主题。

我们说“阅读的最好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表现是：各种新技术大量涌现，并在阅读中迅速得到应用，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使资源极大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月异。这一趋势发展迅速，势不可挡，给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这是我们的前辈图书馆人不曾遇有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

然而现在也是图书馆阅读“最坏的时代”。

危机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阅读风气的萎靡、低落，乃至消失；娱乐致死，“不娱乐毋宁死”；信息攫取“碎片化”，缺少系统的阅读学习；以治学为主的知识分子，急功近利，读书浅尝辄止，热衷于制造学术垃圾。为此有人提出了“伪阅读”的概念，意谓许多人不是真的在读书，而是假读书，尤其是一些大部头书、古文书、外文书，不愿意下功夫，只是走捷径，浅尝辄止，或是看一些零星的二手资料。因此，现在既是“大阅读”时代，又是“伪阅读”时代。

更深刻的危机同样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及其在阅读领域普遍应用。新技术是一把最好的和最坏的双刃剑。

这种危机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F. W. Lancaster）就提出了一个“无纸社会”（paperless society）的著名预言：“我们正在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图书馆主要是处理机读文献资源，读者几乎没有必要再去图书馆”，“再过2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2]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近日刚刚去世，业界包括国内图书馆同行都表达了怀念之情。记得曾有一位崇拜者当面询问兰卡斯特，为什么他的“无纸社会”预言没有如期实现，这位大牌教授的回答是：我的预言本没有错，是这个社会发展错了。—— 典型的美国式幽默。

尽管兰卡斯特的预言没有如期兑现，然而新技术给图书馆以及社会阅读带来的冲击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日渐明显、急迫。因为新技术的冲击，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依赖程度的降低甚至流失，使图书馆面临消亡的危机。近来业界出现过许多悲观的论点，甚至提出为图书馆做“尸检”（尸体解剖）。

这种社会阅读态势的发展，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阅读群体，或者是两种阅读观。一部分人极端地依赖各种新技术来获取信息，出现了网络控、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一族人，他们几乎从不阅读传统纸质文献。这些人以年轻一代的“新新人类”居多，也有部分对新技术较为敏感和热衷的中老年人。另有一部分人极端地抵制新技术，拒绝任何新媒体文献，其中不乏深具影响的大家。这里且举两个例子。

一是王蒙先生。去年11月在东莞召开的“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上，王蒙先生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现代性文化与阅读》的演讲。这篇演讲的结论性意见是：“读书是不能替代的，不能用上网替代，不能用看VCD替代，不能看DVD替代，不能用敲键替代，甚至也不能用手机和电子书来替代。……正是最普通的纸质的书，它表达了思想，表达了思想的魅力，表达了思想的安宁，表达了思想的专注，表达了思想的一贯。因此图书馆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深化思想的地方。”[3]

另一位是易中天先生，他的表达更为妙趣横生。当谈到数字媒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出版物的时候，易先生激动地说：“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那种用手触摸精装书籍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代替。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4]

这两位大家的论点得失，我们下面再做评论。

2、图书馆的应对

对这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我们图书馆界应该如何应对呢？无论是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还是新新人类，阅读传统纸质文献还是新型数字文献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各取所需即可。但对于图书馆来说就不同了，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要解决，如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比例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位“腕儿级”的代表人物。

一位是北京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他多年大力倡导“电子文献先行（e-first）”，“网络先行（i-first）”，有人说他恨不能将所有纸质文献请出图书馆。

另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的程焕文馆长。他的宗旨是“保留一切有价值的纸片”，恪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那么，张晓林和程焕文这两位大腕儿，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图书馆应该如何应对呢？我历来主张两点：一是思想要激进，认识要超前；二是行动要保守、谨慎，尤其是涉及采取到破坏现有资源和现有服务模式的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三思而后行。

我个人一直是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鼓吹者，我所供职的深圳图书馆也一直走在图书馆现代化的前列。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前面所述的选择数字阅读还是纸本阅读，在个人来说是各有所好、见仁见智的事，但对图书馆就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到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和服务方针这样的根本大计，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对策。对此，我们采取的对策是：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仍然要实行并存的方针。

关于图书馆数字文献和纸本文献的关系，现在有许多理论学说，可以说连篇累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我们说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还不可缺少，要与数字文献并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很现实的因素，即非学理的因素：

1)、社会纸质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图书馆有“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要为后人留下完整全面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舍弃纸本资源。

2)、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传统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强调。且举一个我个人经验的例子来做说明。在9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图书馆供职，当时北大图书馆宣布取消原有的卡片目录，全部采用机读目录（MARC）。这在全国高校图书馆是首家，我们都很以为荣耀，当时在图书馆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久后我到美国出访，得知了另外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家大学，当时也曾计划取消卡片目录，但是因为有几位教授从不肯使用电脑，图书馆最后决定卡片目录依然保留。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态度，两种考量。且不说其是非对错，毕竟现在图书馆大多已经不再使用卡片目录了，但无疑美国这家大学的做法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而不是技术至上主义，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3、图书馆：阅读的主角

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

恰如上文所述，今天的社会阅读是个很大、很宽泛的概念。我们正襟危坐，“红袖添香”，固然是阅读，但在路边买份书报刊翻阅也是阅读，打开手机刷微博、看微信同样是阅读。全民阅读活动并不是图书馆一家的事情。从中央一级的行政系统看，统管全民阅读工作的就有中宣部、文明办、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部、民政部、共青团、总工会、妇联等多个部门。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图书馆要在全民阅读中承担起独有的社会责任，要唱主角，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

阅读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倡深入的、学习型的阅读，通过阅读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穷则丰富人生，达则改造社会。即使是大众型、消遣性阅读，也要提倡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通过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创建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

要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完整全面地掌握知识，图书馆是最好的场所，甚至是唯一的场所。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读书人提供全面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只有在图书馆，才能领略到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遗产，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个世界。—— 所谓“巨人肩膀”，实际上就是前人成果，就是文献，就是图书馆。

当前理论界有人反对“深阅读”和“浅阅读”，或“读好书”的说法，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此说当然有道理，读书没有高下之分，图书馆不应该排斥消遣性阅读，或是所谓的浅阅读，要提倡开卷有益，保障大众的阅读权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大众性阅读当中，图书馆同样也是最好的场所。这点和精英阅读、学习型阅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使是阅读《西游记》，也要读完全本，不能只看电视剧或《大话西游》；即使是读武侠小说，也要按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目录通读一遍，才算得上是初级的“金庸迷”、“武侠迷”。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举例讲，如果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有关文献有１００篇，其研究者或学习者至少要掌握其中的８０篇，还不能遗漏核心文献，才算得上有起码的了解，才算入门。社会上能够提供这样文献保障的机构只有图书馆。这就是图书馆系统收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的功能和使命，书店能否完成呢? 不能。书店只能提供当年及近年的新书，甚至只是有销路的新书，不会系统地按照学科、专题来收集和积累文献，也不会提供卖不出去的书刊。上网浏览固然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但未经筛选，垃圾信息充斥，个人往往没有能力甄别利用。

那么，凭借个人的收藏和私人途径能否建立起这样文献保障体系呢？应该承认，历朝历代的私家藏书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为文化传承、文献保存和文献研究做出过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以此为依托完成的。但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些朋友热衷于“名山事业”，多年来收藏书刊，乐此不疲，我往往坦率地告诉他们：“雅好”可以，但不大可能凭此解决重大课题，藏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对文献数量最为夸张的形容不过是“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即使当时的文献总量如此有限，孔子还要“问礼”于“周藏室”（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亚里士多德还要借助“学园图书馆”。可以说，面对今天的出版量和社会信息量，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系统的文献收藏，只能依靠社会化的分工，也就是依靠图书馆及其它社会文献机构。这就如同生病要找医生，上医院，寻求专业帮助，靠个人买些感冒胶囊之类的只能对付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顺便说一句，我个人从来不搞什么私人藏书，所有的书刊都定期清理，只有少量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献，如著者题赠，才会保留在我的书架上。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问题均可以依靠各种公共资源解决，不需要靠这些感冒胶囊过日子。

需要说明的是，进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图书馆独特的、不可替代社会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实用的数字资源。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而且大都是免费提供使用的。即使你所在的图书馆数据库不够齐备，使用者另有需求，现在图书馆大都可以通过各种图书馆协作关系和资源共享平台，利用其它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这些服务都是无偿提供的。无论是普通读书人，还是读书治学者，图书馆数字资源都是基本资源和首要选择。遗憾的是，现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学者，不知道、不会用或不善于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是常见现象。

刚才说到的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两位大家的言论，不妥之处就在于此。我对两位先生的人品才学均十分敬重，但仍然对他们在现代文献、尤其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方面的无知和抵制感到吃惊。在现代社会，对于治学之人，推而广之到一切利用文献为学的读书人，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文献，其中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作为一名现代学者，这是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学术功力。

笔者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述这样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今已经进入数字阅读的时代，数字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成为社会阅读的主体（不是全部），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数字资源体系。在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其它社会机构拥有这样完备的数字资源，这样系统的数字阅读保障，这样全面无偿的服务。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如王蒙先生所说，是产生思想、交流思想、深化思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有传统的纸质藏书，当今还要有赖于这些足不出户即可坐拥天下资源的数据库集合。

很难想象当今社会的治学者能够脱离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来搞科研、做学问，就是追求全面系统阅读的普通读书人，也不应忽略这一高效便捷、人皆可用的途径。不管阅读习惯如何，都没有理由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能“表达思想”，都不能否认这些数据库集合是无比丰盛的“满汉全席”，更不可无视或拒绝利用这些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用的公共资源。图书馆数据库中有最新的科技论文和学术成果，最新的学术著作，也有《四库全书》这样的古籍原始文献，如果说这些不是丰盛的满汉全席，什么才是？

曾有历史学研究者说过，只要学会利用各种图书馆数据库，每个研究者在占有资料上都可达到陈寅恪先生的水平。这是深得个中三昧者之言。

在公共图书馆界有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公共图书馆要不要办成研究型图书馆，。一般认为基层图书馆不必带有研究性质，主要是不具备资源。但是建立在数字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型图书馆，概念就不同了，不仅好处多多，而且“研究型图书馆”的门槛也大大降低了。许多具备条件的基层图书馆也同样可以开展研究型服务。不必拥有太多，只要能够利用，就可以支持研究，“小图书馆”也可以利用“大资源”。

4、图书馆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体现了图书馆一贯的指导方针，带有根本精神、宗旨圭臬的性质，涉及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

这些理念都是大家熟悉的，这里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来看问题，说明阅读推广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分量。在2013年刚刚结束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中，文化部今年下发了“全国第五次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其中“社会教育活动”一项占有重要地位，其具体内容就是讲座、培训、阅读推广、服务宣传等。在总分1000分的标准中，“社会教育活动”在省级公共图书馆占45分，市级50分，县级90分，少儿馆省级115分，市级100分，县级45分，大体是5% 至1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要知道，在同一标准中，县一级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备只占50分，经费和人员只有60分，也只有5%左右。这充分说明国家主管部门对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认可和重视，可以说是硬性指标的规定。

从图书馆历史、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历史看，阅读推广活动的出现与普及，是图书馆发展到一定层次、一定水平的产物。纵观我国百年来图书馆的发展（也就是近现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封闭到开放，二是从对部分人开放到对全社会普遍开放，三是从被动的接受服务到主动的推广服务。这个过程进行的漫长而艰难，可以说，直到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才大体完成了前二个阶段的使命，亦即基本实现了对全社会普遍、均等、免费开放，在座的诸位同仁可以说都是亲历者，都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现在正在迈向第三个阶段，亦即进入了大力开展阅读活动，向全社会主动推送图书馆服务的新时期。因此，我们今天进行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图书馆服务上看，图书馆专业服务工作可划分为三个主要内容，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文献服务，即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如外借、阅览，，二是信息服务，如参考咨询、信息检索等；三是阅读推广，表现为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近年来方兴未艾。与前述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后来出现的新形式并不意味着否定原有的服务方式，如文献服务这种最为传统的图书馆服务现在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新增加了数字文献和网络数据库的提供，以及包括近期出现的送书进社区、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新事物。阅读推广可以说是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之大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和手段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送达到读者身边。

且不说这些大的宏观态势，大家不妨看看我们周围的图书馆，包括自己供职的，以及身边的、知道的图书馆，各种阅读推广活动可称得上是丰富多彩，遍地开花，包括讲座、展览、读书会、演讲会、朗诵会、报告会、主题论坛、专题陈列、新书推荐、网络竞赛、音乐欣赏、影视观摩、参观考察、学术研讨、技术体验、科普教育，等等。很多图书馆都设立了读者活动部或类似部门，或者由专人负责阅读推广活动。如果说从前图书馆的类似工作还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话，当前已经成为核心的工作任务。

有专家指出，从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发展趋势看，“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Libraries）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主流。[5]这点现在已经是共识，而且是已经被实践所验证。什么是“综合趋势”或“融合趋势”？通俗地解释，就是今后的图书馆不可能再按照老模式运作，满足于每日借借还还，看摊守点，必须全方位、多方面的开展工作，必须要做那些不是传统图书馆工作的事情，做哪些似乎是其它部门做的事情。我们既是图书馆，又是信息资源集散地（ICP），还是学校、展览馆、博物馆、音乐厅、文化讲坛、影视观摩厅、新书推介中心、学术交流场所、新技术体验中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和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升和强化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增强和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影响。这种“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来实现的。

即使我们不从图书馆办馆宗旨的理论高度，不谈图书馆发展趋势这样的大问题，仅仅从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角度，也应该大力开展阅读推广，借此向全社会展示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引起领导重视和社会各界关注。阅读推广的目的之一就是彰显图书馆的效益，突出图书馆的利用率，塑造图书馆的公共形象。一个没有效益、没有利用率、没有好的公共形象的图书馆，是很难生存的。曾有许多馆长抱怨，领导不重视，社会不关注。其实，如果你无声无息，抱残守缺，每天守摊子、混日子，怎么会有人重视你、关注你？又怎能生存、发展？更谈不上完善、提升。

具体说来，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工作中要做的事情有如下内容，或者说是如下目标：[6]

1）、引导。对于缺乏阅读意愿的人，图书馆通过生动有趣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他们感受阅读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并逐步形成阅读的意愿。

根据朱永新先生的说法，世界上每年人均读书数量，中国只有4本，而以色列人却达到64本。[7]深圳创建“图书馆之城”，现有经评估达标的图书馆有630余家，平均2.5万人一个图书馆，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而且图书馆全部免费，连借书证工本费也免了，全年开门服务，节假日也开放，还有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候工作，这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但深圳居民的图书馆办证率却只有10%，而美国图书馆办证率平均为65%，洛杉矶郡达到80%。香港只有80座公共图书馆，办证率却达到50%。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很多市民没有阅读习惯，也没有阅读意愿。所以有人慨叹：深圳是“图书馆之城”，而不是“阅读之城”；建设图书馆之城容易，建设阅读之城难。这正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解决的问题，要完成的任务。

2)、训练。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存在许多有阅读意愿而不善于阅读的人，包括尚未学会阅读的人，如少年儿童，还有因各种原因成人后失去继续学习机会的人。图书馆阅读推广可以训练他们，使他们学会阅读。

3)、帮助。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还存在阅读困难人群，也称图书馆服务的特殊人群，此类特殊人群包括残障人士、足不出户的老人、低幼儿童、阅读障碍症患者，等等，图书馆需要对他们提供阅读帮助，阅读推广服务是最好的帮助。

4、服务。传统图书馆服务目标人群的主体是具有较好阅读能力的人，即所谓高层次读者、专业读者。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为他们提供阅读的便利，丰富了为他们服务的方式。

（ 2013年12月24日，湖南大学，长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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